策论丨徐建： 不要让法院再当被告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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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论丨徐建：不要让法院再当被告了

徐建新三界 2019-01-05

作者简介

本文作者

徐建，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，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。1983年赴深圳任对外律师所律师。1984年任深圳经贸律师所主任，1985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，1990年任司法部派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董事副总、香港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2001年任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，2003年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。201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。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校董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兼职研究员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中国律师研究所理事长、深圳蓝海经济研究院荣誉院长。

原题

不要让法院再当被告了

最近，有个最高法院当被告的帖子引起关注。说的是1980年代，最高法院建了个六层宿舍楼，影响了邻里采光权，被老百姓告到北京西城区法院，判决结果是最高法院败诉，只准保留两层。由此说明我国的司法独立和最高法院遵法守法。

当然，对西城区法院的“大胆”和最高法院的“大度”应当肯定。然而，这毕竟影响了最高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，也违反了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法律规定。试问，西城区法院可以审最高法院，最高法院还是”最高”吗？本案中最高法院如果不服上诉、再审、抗诉，岂不要由最高法院自己审自己吗？

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，就是法院参予了民事活动，成了民事主体。正如广西红河法院院长在报纸发牢骚，“法律规定法院就是审案子，谁让我盖房子了，要我盖房子还不给钱，我欠债成了老赖，怎么去审别人！”

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，其职责是裁判民事纠纷，不应该从事民事活动，这是国际惯例，也是许多国家实行“大司法”制度的法理依据。我国也曾经实行过这种制度。遗憾的是1984年一场错误的改革，将原来由司法部和各级行政机关菅理的法院的基建装备、财政拨款、法官考核都划给法院自行管理。逼得法院从法庭基建到柴米油盐都要亲力亲为，不仅要与人讨价还价签合同，还得求政府给钱给编制。这何谈法院的清正廉明？何谈司法的独立公正？

笔者1985年担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长，深感当年司法行政职能被抽空虚化，“司法行政”从此名不副实的痛楚。周强院长当年在深圳司法局当过局长助理，如今又担任最高法院院长，应该有所感悟。

在此，笔者呼吁：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，恢复“大司法”制度，将法院“人、财、物”的管理，全部划回司法行政机关。使法院与社会隔离，专心审案，不用担心后勤保障。遇有民事纠纷，由司法行政机关做被告，法院再也不用耽心当民事被告了。

法院当民事被告还只是尴尬，最可怕的是当刑事被告。2006年，新疆昌吉州检察院起诉乌鲁木齐铁路法院单位受贿。法院院长办公会集体决定，收受拍卖行450万元回扣给法官搞福利。媒体曝出全国哗然，成了世界司法史的奇闻。是检察院错了，还是法院错了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。

我国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，“机关”可以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。我国宪法又规定“机关”包括国家各级权利机关，行政机关，审判机关，检察机关，军队。在我国，党的组织也被视为机关。按此，刑法第30条成了检察院公诉法院成为犯罪主体最有利的司法依据。

记得1982年，我在人大法律系的毕业论文，题目就是《论法人犯罪》。我认为法人应当与自然人一样，作为新形势下的犯罪主体。该论文因与权威的观点相左没通过，但却被当年的《西南政法学院学报》刊登。

1986年《海关法》修改时，我在海关工作的同学告诉我，他们第一个采纳我的论点，将法人作为走私罪的犯罪主体。我说，“我注意到了，但《海关法》规定的是单位犯罪。” 他说，“我们原来报的是法人犯罪，但上边的许多老同志，说听不懂什么是法人，不就是单位吗？就叫单位犯罪吧，通俗易懂。”我说，“这样将来会出笑话，党、政、军、公、检、法都是单位，能做犯罪主体吗？”不幸，二十年后被我言中了。

按国际惯例，法院享有司法豁免权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，将法院作为刑事犯罪主体。依中国的国情，将法院列为犯罪主体也不和国家体制和司法体制，有失法院的尊严和权威，执行起来也困难。

上述乌鲁木齐法院受贿案，最终还是以认定院长个人受贿判八年而告终。虽然是“肉落千人口，罪落一人担。”判的又违法又违理，也只好委屈院长大人了。

我曾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探讨过此案，他认为，”这是出法院的洋相，法院怎能做刑事被告？这个法要改。”纵观全国，虽然没有法院领刑的案例，但地方政府做刑事被告，被定罪判刑的案例已有多起。不知这些犯了罪的政府，怎么再去执法行政？

应该指出的是，不追究法院的刑事责任，并不等于放弃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，相反，把集体责任分解到个人，更加重了法官个人的应负刑责。

在此，笔者呼吁：尽快修改《刑法》中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，增加"法人"为犯罪主体。使党、政、军、公、检、法脱离刑事被告的魔咒。法院再也不能做刑事被告了。

徐建阅览室